杨锐作为六君子之一被押至菜市口，就其个人际遇而言确有冤枉。甲午海战后，李鸿章的淮军被袁世凯的新军接收并取代，但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并未受到甲午战败的影响，张之洞本人依旧在南方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因此在甲午战败康梁进京并由光绪主导维新后，袁世凯与张之洞便无所遁逃地必须卷入漩涡。这是太后的需要，也是二人背后势力的推动而不得不为。所以得失之间，很难说幸与不幸。李鸿章在甲午年被打烂家底，但是却使其在接下来的风暴中可以完全置身事外毫发无伤，这是张袁二人可望而不可求的。袁世凯驻军天津，在变法中亲自上阵。张之洞坐镇湖北，距京遥远，因此只能派出代理人参与变法。若论知识储备，杨锐远不如张手下的学贯中西的辜鸿铭。然而知识储备不足反而使杨锐更适合融入激进乃至动荡的环境中，因此被张之洞选中成为代理人，这便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康党对国家最大的危害便是将其自身集团与维新变法深度绑定，因此在铲除康党时便不得不终止变法，至少是暂时终止。于是袁世凯与杨锐等本是与康党并无瓜葛的势力，但是因为深度参与变法，在戊戌后便要遭到清算。袁世凯因其军事才能在清末不可或缺，加之其主动自污的态度，使其逃过一劫。而杨锐做为张之洞的代理人，他的个人际遇取决于太后对张之洞的态度。湖广在洪杨之乱后便成为半独立王国，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逐步接手曾国藩的资源，并且在甲午战争中未伤分毫，这本就是北京政府最为忌惮的势力。张之洞想在戊戌政变中全身而退。就其个人，太后当然不敢砍头结案，但是对其派出的代理人，则是一定不能放过的。因此杨锐虽然非常看不起康有为乃至势不两立，却仍被归为康党下狱斩首。在时代大势中，杨锐本人对其个人沉浮是没有操控能力的。对于太后的顾虑，显然不是毫无道理。辛亥年首义的正是张之洞训练的新军，张之洞生前是否有意培植反清势力做曾国藩当年不敢做的事情，从结果来看，似乎确实如此。据说杨锐等六人被押往菜市口时，刽子手正要对市民甲行刑。市民甲死前高呼：“我当年支持基本国策，是因为我希望同胞全都去死，这样我便可以享有更多的资源。但是如今人口崩溃市场坍塌资本撤离山雨欲来，大小献忠都在摩拳擦掌静待时变，这已经损害到了我的利益，因此我是无辜的！！！况且大清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跟我完全一样的想法，凭什么今天只砍我的脑袋？”市民甲此举果然奏效，刽子手听到“无辜”一词后狂吐不止，市民甲得以多活了一个时辰。慈禧太后的敲打使张之洞在庚子拳乱后离开湖广大本营顺从入京，但是其背后的武汉新军却仍游离于北京的掌控之外，在十余年后与同样在戊戌变法中逃过一劫的袁世凯南北合击终结清国。如果慈禧彼时尚在，不知是否会后悔当年没有斩草除根，或是慨叹于幸亏当年没有斩草除根，而今才得以体面收场。

作者： 王博远

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中国专利代理师。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

侯景在高欢死后选择叛魏自立，是高澄放任乃至鼓励此祸源作乱，尽早引爆不安定因素，同时希望祸水能够引至西魏或南梁，使东魏损失达到最低。事后证明，此规划还算成功，美中不足是南朝大乱时宇文泰趁火打劫并建立西梁傀儡政权，东西均衡被打破。侯景作乱源于在高欢父子权力交替时所产生的不安全感，然而高欢一家并非好杀功臣，斛律金便可以受荣宠而善终。如果高敖曹没有战死，大抵荣宠也不会低于斛律金。但侯景却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最终作乱客死南朝死无全尸，原因在于侯景所处的位置与他人不同。在编年体历史书中，侯景的名字出现要早于高欢，这是因为侯景早在六镇之乱初期便跟随尔朱荣平叛，资历强于高欢。至于高欢在尔朱荣团队中崛起甚速，可能是由于高欢能力强于侯景，也可能是其他因素的因缘际会。因此侯景与高欢本没有从属关系，尔朱荣被杀后侯景倒向高欢而非贺拔岳，是基于现实利益判断以及与高欢的私交，这便与斛律金和高昂的角色完全不同了。因此高氏代际更替后，私交退化，高澄便无法放任侯景尾大不掉。侯景叛乱后，首先选择的是西魏宇文泰而非萧梁。在侯景看来，贺拔岳死后侯景放过宇文泰而没有趁火打劫，因此侯景对宇文氏有恩，宇文泰理应收留。但是侯景手下无名氏规劝到：“在一个乱世原子化社会，如果你帮助过一个人，那么对方大概率会通过诋毁你的方式来说服自己此生再不用还你恩情。”……“且西魏军阀格局比东魏复杂得多，您在西魏必不见容。”因此侯景是在北朝无立锥之地的背景下不得已倒向萧衍，并将内心的不安全感带到南朝，在萧衍与高洋议和时火速叛乱。南朝各路门阀如久旱逢甘霖般期待燎原之火来改变现实格局，因此在瘐信等斗争失败者看来，是“侯景乱梁”，“大盗移国”，但是如果历史给予侯景自辩的机会，他一定会说是南朝这些寡廉鲜耻的士族门阀装扮成受害者并将自己推入火坑。侯景之乱的余波，便是萧绎焚书十余万卷。当年读到此处时，喟叹此乃中华文明之浩劫。现在看来，繁盛便是衰退，死亡即是重生。火燔书厄，未尝不是文明的重塑。

杨广南下江都，并非如李世民所说，若选择坚守长安，则群贼（包括李世民自己）断无可乘之机。恰是因为在长安与关陇集团的矛盾已然无法调和，杨广才选择南下续命，希冀若事有不济，则至少可维系南北朝的局势。杨广将太原重镇交与表弟李渊而非太子杨昭，应是与关陇贵族缓和关系的最后一次尝试。只是李渊有负大表哥所托，成为关陇贵族新一代代理人并亲自终结隋室。杨广南下时与后宫诀别之状，说明其根本没有返回长安的打算。而意欲迁都划江而治，也并非全无可能。司马睿与刘裕以及后世赵构能够做到，杨广并非定无胜算。况且当年南下平陈时在江南士族中积累了良好口碑，若得王导辅佐，未必全然不能成事。问题在于，从细节微观上看，杨广的根基不在江南而在北方，即便巡游江都，其近卫侍臣全部来自长安，偏安江左，则根本无法对军卒将领们交代，若抽离开这些支持者，则只能促其速死。从抽象宏观大势来看，杨广平陈后的中国不具备长期分裂的基础，偏安根本无法长久，杨广所修的大运河恰是彼时历史大势的表征。因此宇文化及的兵变如同李嗣源的哗变一样，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据《玉烛宝典》记载，杨广死前质问宇文化及：“我虽有负关陇贵族，但是对你们近卫士卒却很好，因何要反？”宇文化及答道：“我们支持你，是希望能有机会投机牟利闷声发大财的。而今隋朝人口崩溃导致成为投资洼地，五十年之内绝无翻身可能，因此我们当然要装成无辜者来反对你。”杨广听到“无辜”二字，差点恶心地晕了过去。杨广与关陇贵族的对立，并不在三征高丽的折损，兵员耗费只是表象。士族代表杨玄感在二征高丽时反叛，也仅仅是藉由战争戎事的机缘而已。对立的根源，在于从杨坚开始通过科举制度对贵族世袭的不断削弱，至杨广时正式确立科举制度，使得关陇贵族彻底放弃幻想，不得不另寻代理人。从哲学上讲，当然可以通过支持科举的方式来废除科举，比如通过大学扩招使得高考的选拔职能彻底瘫痪，只是这种方式周期性长，后世实践证明需要二十年，因此未被关陇集团采纳。宇文化及同杨玄感一样，明知所作所为会使自己万劫不复而被其他军阀坐收渔利，也因其所处的生态位而别无选择。历史所分配的角色，无论如何也要演完。

《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商君书》：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庄子认为圣人与大盗为相伴而生的概念，若由圣人来建立规则，则大盗生矣。因此应道法自然，绝圣弃智。以民众的自发秩序，自能建立有序社会。既然圣人与大盗共生，那么圣人死，则大盗不存。

商鞅则持相反观点。在商鞅看来（以下仅转述商鞅观点，与本人观点无关），无论是任何社会，绝大多数民众是极为短视且肤浅的，每天便是发朋友圈吃吃喝喝醉生梦死。因此重大决策绝不可以交予庸众讨论，子产若是明智便该马上将乡校砸烂。

至于两种观点孰对孰错，当然，都是既对且错。对与错都是相对的抽象概念，宇宙空间中并不存在一个具体的有形的比如一块岩石形状的叫做“对”的事物。任何的表述和论断都会一定程度贴合现实但又必然失真。深刻相伴于肤浅，以及角度的千差万别，都是定然同时存在的。按照庄子的观点，一个社会根本不需要领导者，领导者只会相伴于破坏者，或者其本身便是破坏者。以每一个社会个体自身的创造力，自然会形成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但是建立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必然以多样性的群体为基石。如果所有个体都具备完全相同的特征，那么所形成的一定是一个毫无抗风险能力的不时即亡的社会。那么问题出现了：既然自然法则要求多样性，要求个体之间必须存在差异，则具备不同特征的个体在在同一社会形态下所得到的社会反馈是不同的，因此即便初始状态相同，也必然产生阶层的划分，终究，圣人出矣。既然自然界对多样性的需求必然会产生圣人出矣的结局，那么庄子的论断显然是有局限的，而且他只给出了绝圣弃智的建议，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方式。

对于产生“圣人”后如何消灭“圣人”，自然界非常灵活。气候与环境随时变化，在一种气候环境下演化出有利特征的物种在随时有可能在下一场气候变迁中因该特征与新环境不相适应而灭绝。人类社会没有自然界演化灵活，但也大同小异。比如一个人只会溜须拍马陪酒陪睡，那么其在一种社会形态下可能是情商高的典范从而跻身“圣人”行列，但是换到另一社会形态下则马上被边缘化。特征无所谓对错，演化需要而已。产生“圣人”是社会多样性的需要，而消灭“圣人”又是社会演化的必然结果。自然界一向是如此无情且仁慈的。

“西楚霸王”中的“霸”字，并非是盛气凌人乃至咄咄逼人的意思。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历史书中不止一次描述项羽是一位文质彬彬谈吐斯文且特别喜欢和读书人交谈的人。陈平曾经对比过项羽与刘邦的风格，认为项羽的特质能够招揽大多数读书人，但聚集在刘邦身边的，则大多是亡命之徒。而且认为项羽读书不够多，那不过是同其身边读书人对比而已。相比于扩招大学生的平均水平，却是要超出万倍不止。总结历史书中对项羽的描述，可以发现项羽具备如下特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有恒心，有毅力，会为了认准的目标而毫不犹豫地放弃现有资源，这与大英雄刘琨简直别无二致！因此如果将“霸”字用作谥号的话，那么《世本》中可以如此定义：坚毅果敢曰霸；恒心宏志曰霸。虽说项羽有如此优点，然而下场却仍同大英雄刘琨一样。失败的结局，与其个人特质并无太大关系。项羽处于战国末期开始的向郡县制流官制度过渡的历史节点。其楚国贵族的身份可以使其快速整合资源灭亡秦政，然而该身份却又会成为其在郡县制度历史方向上完全无法摆脱的负资产，最终为时代所抛弃。据《楚汉春秋》记载，国事日蹙时，项羽曾对亚父说：“还好我们楚国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能够推动楚国的社会变革并走出困境。”范增冷笑回应道：“我们楚国的所谓中产阶层，是由一群高考物理20分的扩招大学生依托于整个社会的逆向淘汰机制而形成的一个流沙阶层。如果您和他们说推动基本国策便可以高考加100分，那么他们会马上拿起砍刀朝向同胞孕妇的肚子猛砍，并且保证不伤害洋大人。但是如果您由此认定他们能推动社会变革，那么我认为您的病在一般的精神病院是治不好的。不仅如此，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伪中产们在其有生之年便会回归其应属的生态位。这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与领导人个人意志完全无关。”宋人李清照所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并不是说李清照认为项羽过了江东便可能东山再起，事实上李清照所处的时代恰证明了过了江东便会偏安江左西湖歌舞。而是如项羽这般英雄人物，在确定时移势易无力回天后会选择优雅地离开，而不是裹挟更多的生命和资源来作困兽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