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gotiating Patent Licenses and Disputes (I)

Patent protection system is especially unique in that it has world-wide treaties on patent protection, such as Paris Conventi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and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 while patent rights are protected nationwide, i.e., a patent right obtained in U.S. could not be excised in other countries, unless the right owner obtains such patent right on his invention in other countries.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us even if two countries have signed the same treaties, a same invention that is granted patent protection may be rejected in the other country. For example, U.S. and China both signed the three treaties mentioned above, however, a gambling device may obtain patent right in U.S.[1], while in China such device would certainly be rejected since it “is contrary to the laws or social morality.”[2]  

Furthermore, even if a patent owner has patent rights in multiple countries, he may find it difficult in exercising the righ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ypically a patent owner has two approaches in exercising patent rights: first, to license his rights to a third party, even his competitor, to collect royalty fees; and second, to sue a competitor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claim for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There is no specific boundary between these two approaches, and a patent owner may threaten to sue his competitor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in order to force the competitor to sit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o sign a license agreement. When the patent owner exercises his patent rights in a foreign country, negotiating with foreigners, hiring foreign attorneys in a foreign jurisdiction, both the patent owner and the opposite party may face difficulties because of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patent dispute, which could impede smooth communication. First of all, the value of a patent right, unlike such mass-produced goods as shoes or clothes the market value of which are easily determined, is very difficult to be evaluated. Secondly, royalty rates are alway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partly because there is no public reference for license fee since the terms negotiated between the patent owner and other competitors are generally confidential trade secrets. Thirdly, sometimes it is difficult for a competitor to guess whether the patent owner who is threatening to sue has the purpose to collect royalty fee or to clear the competitor out of the technical market where the patents involved dominate. Fourthly, patent rights, even after they are granted, may be challenged through many approaches, and thus the stability of the patent rights, which obviously influence the terms under negotiation, is uncertain. Fifth, international patent dispute and cross culture negotiation are prevalent in patent dispute, and negotiators may have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s, influencing the efficiency and outcome of the negotiation.

作者: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和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和专利代理师,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以及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学位。

Author: Boyuan Wang, a U.S. IP attorney. He registered as California attorney in 2019 and is a U.S. patent agent (limited recognition as a foreigner); he is also a Chinese attorney and Chinese patent agent.

Education:

  • J.D.,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 M.Sc.,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an’s List,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Engineering,
  • LL.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 B.Sc., Mechan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1] See In re Murphy, 200 U.S.P.Q. (BNA) 801 (PTO Bd. App. 1977).

[2] Under Chinese Patent Law, Article 5, Section 1, “No patent right shall be granted for any invention-creation that is contrary to the laws or social morality, or that is detrimental to public interest.”

王博远:傅立叶变换系列之二——傅立叶级数(I)

《庄子·齐物论》: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王弼福因才折,没有来得及为《庄子》作注,遂使郭象成名。马一浮先生在浙大校歌中言“靡革匪因 靡故匪新”,这是校歌中我最喜欢的一句。革新基于旧事物中的既有特征,而万物皆孕育新的变化,是故新旧一体,此消彼长,“无成与毁,复通为一”,于是天地万物在消长中重塑平衡,是谓“周期”。

刘琨在八王之乱,中原陆沉时作《劝进表》,写道“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在刘琨看来,司马睿江南称帝正可使中华文明否极泰来。然而周期短长,时势消长,刘琨岂能预测精准。王敦以及随后的苏峻祖约之乱,世人以为晋朝国运将至,而随后的淝水之战,便又起死回生。拉普拉斯认为宇宙间万物的运行轨迹均已注定,然而个体确实渺小,即便可以仰观宇宙,也只能慨叹自身认知的狭隘。

文明兴替的周期难以洞察,有形物质的变化更容易捕捉。傅立叶变换,便是以周期函数为研究对象的。最简单的周期函数是正弦函数或余弦函数,而后者又可视为仅改变了初始相位的正弦函数。如果将正弦函数/余弦函数视为事物周期变化的基本单元,即“复通为一”的“一”,那么是否任何具有周期特征的事物都可以用这个基本单元来表示呢?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傅立叶的回答是肯定,任何周期函数在满足一定条件下,都可以用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集合来表示。

对于正弦函数f(x) = sinx,其振幅为1,初始相位为0,其周期2π使其具有以下特征:

f(x + 2π) = f(x)

那么同样,对于任意整数k,

f(x + 2πk) = f(x)

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在【-π, π】区间有定义并且运行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如果存在另一个周期函数在【-π, π】区间也有定义,那么在傅立叶看来,该函数在符合一定条件下也理应可以用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来表示。而这种表示形式,便是该函数的傅立叶级数:

图片

这一公式应用的前提为周期函数周期为2π且初始相位为0,否则该公式便要有相应变形,这将在下文介绍。另外,该公式中ak与bk未知,需要求导,且函数f(x)另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使等式成立,这便要引入两个新的概念,分段连续以及三角函数正交性。

作者:王博远,美国加州律师和美国专利代理师,中国律师和专利代理师,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以及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学位。

审阅:王宇飞,中国电子工程师,获得北京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和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

戴慕竹:年底头发又长了

一年一瞬。忆起2021,惟剩虚苦劳神,不得不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所谓明天会更好,亦不过是一碗毒鸡汤。明天怎么可能会更好?人生有限,未知无限。有不可预测的天灾以及躲也躲不掉的人祸时时在旁窥伺,因此明天不可能会更好。2020展望2021,以为庚子一过即是太平年,其实新冠依旧肆虐。明年有明年的雪,明年的霁色,明年的永无休止的阳光,还有明年数不尽的生机。可惜这个“明年”,都只是斑斓的幻想。真实的情况是2021年我遭了一场变故,混迹泥淖,心绪颇坏。引领人类追逐前行的,无非两种动力:兴趣与耻辱。我属于后者。

满目山河,落花风雨。在后疫情时代,活着即伟大。每一个活下来的公司,都是这个国家的功臣。鬼知道我是咬碎了多少颗牙才死撑到现在。今年有书号的书,才做了三本。分别是《三轻整脊》《耕心斋吟稿》《阅读星辰的那个午后》。其心得与体悟,前几期公众号已有刊布,今不赘述。其余光阴被琐事耗尽,既无闲暇读书,亦无心绪买书,浑浑噩噩地被时间辗过。最揪心的当属等待了。即如《戴口罩的春天》一书,据出版社说,为了参加2022年民生读本的评选,书号的申请只能在来年春节之后。而此书着手于去年,春风两度,尚未付梓。事情本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前面的工夫已经做了,只剩等待。而再也没有什么比无尽的等待更能体现了人生的荒诞了。前几年读《等待戈多》,竟然没心没肺地笑,简直把它当成一幕喜剧。为了等待戈多,人们忍受着乏味无聊、日日轮回的生活,忍受着恶人的欺凌与朋友的冷眼,忍受着无边无涯的苦难、无处不在的罪恶,忍受着寂寞与生离死别,不管今天有多么痛苦,依然相信明天的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然而,“戈多”并不存在呵。

在写这篇公众号之前,我在读着绥青的《为了书籍的一生》。

这是重读。

初读于七、八年前。当我身处阴翳,压抑而挫沮,都会重读一些旧书。那些旧书里,有现在丢失的灵魂。总有人问我,你手上的书,读得完吗。读书有三种状态,在读,重读,未读。更有人问,未读怎么能说一种状态?我说,未读是一个期盼见面的约定,或许今年,或许明年,或许未来的某一天,总归见着。这中间的过程,不就是一种状态么?

而重读是见故人。久别重逢的把盏,即使悲欢各不相同,却也可以在灯下罄叙阅尽天涯的沧海事。看一看绥青离开农村初到莫斯科的情景,我又会想到莎士比亚初到伦敦。据说,莎翁先是在剧院门口为客人们照料车辆,继而进入剧院,最初是为管事的打杂,随后开始编剧,那些不朽的剧作,竟成了人类的瑰宝。绥青走的路子也相仿:一个出生于沙俄农奴时代的农村小孩,不曾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全凭个人的爱好,个人的理想与志愿,被苫盖,蒙荆棘,在短短的数年内就开了书店,设了印刷厂,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结识了当时知名的进步作家,最后他所出的图书,出版量竟然占全帝俄所出书的四分之一。在长达50年的出版生涯中,他甚至没有经受什么大挫折。他的人生梦想和追求都很单纯,无非是“要让人民有买得起、看得懂的思想健康和内容有益的书。要使书变成农民的朋友,变成跟他们接近的东西”“把昂贵的书的售价减低,把廉价的书的质量提高”。

我始终相信出版是一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艺术手段,而有些出版商只是用它来增加银行存款的数字,世界顿时变得面目可憎起来。他们有一套自已的公式。去年有一个出版大亨很是得意地跟我说,打造畅销书有规律可循,找到一个写手,列一份时下的热点,加一点五颜六色,再铺一层鸡汤金句,然后印刷包装即可。他翻了翻我出版的书,说道:“你的书只适合收藏。”每个人都有他生存的哲学,我是十分感谢这位大亨对我的肯定。毕竟,纸寿千年,而书却是易朽之物,能够被“收藏”,也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虽然我的出品离“收藏”的境界还远着。

做一本长久立在书柜而不被下架的书,是我从事这行以来最深切的愿望。《五灯会元》记载白居易喜爱参禅拜佛,唐元和年间,他慕名拜偈鸟巢禅师。白居易向禅师请教:“敢问师父,如何是佛法大意?”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白居易不以为然:“大师说的这些道理,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禅师听后,莞尔道:“三岁的小孩子说得,八十岁的老先生行不得”。可见知易行难,而我的这个愿望的落实,怕也是要步步为艰。

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一是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不得不来,亦不得不走,写读生涯纵然微有虫蛀,却更见岁月深情,其中滋味千千缕。

2021年12月29日

王博远:傅立叶变换系列文章之一:总论

哲学涉及对自然法则乃至宇宙规律的认知,而物理学正是对自然法则的片面的局限反映,因此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在哲学发展史上并无明确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具备物理学基础才能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没有物理知识的王弼一样可以有传世哲学巨著流传千载,对客观规律的抽象概括并不以穷尽内在原理为前提。然而哲学思想若要冲破“形上谓道兮”的束缚,便必须要有物理学提供更为充分的滋养和源泉。

近代物理学以微积分为基础而迅猛发展,构造了现代工业化社会,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的工业社会还能否继续支撑二十年,我们不得而知。梁武帝曰:“由我得之,由我失之。”任何生命体乃至任何由生命体构成的社会结构,均有寿命,而在“其兴也勃焉”之时,便可洞观其内在缺陷,判断其历史走向。

微积分与物理学的发展构建了工业社会,也是当今一切技术进步的基石。我当年作为工科生选择从事法律工作,是因为彼时的我认为法律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技术进步的前提和充分条件。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我将因果关系倒置了。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带来技术创新,比如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将西伯利亚变成科技帝国,也正如任凭刘琨雄才伟略,也无法依靠并州空城来复兴晋室一样。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要靠坚实的基础教育和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张之洞所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此之谓也。

科技创新是以对基础学科,即数学和物理学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正如我们若要熟读先秦典籍,便要钻研《尔雅》等“小学”典籍。若不谙于此,便会舍本逐末,急功近利。这也是开设本公众号的目的所在,希望能在传播本人思想的同时,为我们社会的科技进步发出一点点微光。

傅立叶变换是数学模型在电子工程领域应用的典范,也因此成为本公众号第一篇系列文章的题目。接下来会通过如下几篇文章来系统介绍傅立叶变换及其应用。

李绍白:悼念和缅怀—杨恒生其人

杨恒生其人,很难用三言两语概而括之。

首先,他有点怪,时不时有惊人之言,意外之举。衣着方面,不修边幅,几近邋遢,有时你会看到他的两只脚分别穿不同的袜子。衬衣外套裤子永远是皱皱巴巴的(近来重出江湖,可能有所改观,此是后话)。最上端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扣子从来不用,袒露出有点毛茸茸的胸脯,或许异性看来这样很有雄性的气息和魅力。他的肩膀总是有点往下沓拉,步伐总是徐缓慢吞的,双腿似乎总在晃悠,有点玩世不恭吊儿郎当小混混的神态。总之,你从外观形象上,绝对看不出他是正儿八经的十里洋场上海滩出生,更不会预料他如今是双料博士和老板。说话时,他经常加重语气,用强调的口吻压制对方,譬如“你,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边说边用伸出食指的手上下挥动,眼睛盯牢对方,脸色严峻凝重。他的腔调基本不带上海味道,你会误以为他是北方人。带鼻音的厚重声线很有点译制片配音大师邱岳峰的神韵,我为此还数次郑重建议他改行。

其次,他有点神。平时见他漫不经心,很不用功,可知识渊博,无所不知,英语了得。反正,他绝不是那种头悬梁锥刺股般读书的人,但却聪明绝顶,思维敏捷,几乎所有话题都应对自如。

“民主战士”这个绰号何人何时叫出来不得而知,我只有隐约印象:似乎大四的时候,有一次团员会议,他提出啥开明主张,便得此美号。在复旦,我和杨恒生交往不多,只是有点觉得他特立独行,不甚合群。除了看书和赏乐,也看不出他有啥其他的爱好。

毕业前,我请他在毕业纪念册上题词,他看了看我,略为思考一下便提笔疾书下面这行字:

“弗洛伊德不是全部,但要为他争得一席地位。”

当时,我还真的有点不明觉厉,但从中看出这位民主战士的另一种成色。

一同分到北京工作后,我们的交往才多了起来。由此以后,他那隐藏得很深的一大癖好渐渐浮出水面:风花雪月,辣手摧花。。。

当时,京城风行交谊舞,北京展览馆(中苏友好大厦)是一大圣地,高大上,上层人士(不仅仅是官二代,也有不少在任的高官)趋之若鹜。我去的仅有两次,都是师兄杨恒生惠赐门票的。他在外文局工作,这方面的福利非一般单位能比。我们在一起谈论话题最多者,首先是情色,其次才是音乐。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珍惜青春,好好把握,该玩就玩,玩则放开。于是,在他的教诲和提携下,我时常跟他或独自去交谊舞厅,寻芳首要,跳舞在次。须声明的是,本人笨手笨脚,没有舞蹈细胞,除了能合拍子,其他乏善可陈,以至同事打赌:谁教会李晓露跳快三,我请谁撮一顿。

一次,杨恒生说有个女孩不错,想给我介绍,她是外文局一位领导的千金,这位领导是个大名鼎鼎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并参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名叫爱啥斯坦。不是那个发明相对论的物理学家,而是归化中国的革命家。我动心了,问长的如何,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过得去吧”,然后告诉我她打算周六晚上在家举行舞会,特别邀请我参加。

周六下班后,我按约定去外文局找他。他住在单身宿舍三楼,阴暗的长走廊两边堆着杂七杂八的什物,还有简易蜂窝煤炉灶、案板和锅碗瓢勺。他的这间房大约十几平米,两人合住,同舍姓万,也是复旦校友。两个单身爷们儿毫无卫生整洁概念,你谦我让,把住处弄得一塌糊涂。可就这样的地方,竟然隔三差五地搞贴面舞会,还吸引不少美眉光临,也是一大神奇吧。

我来到的时辰已是傍晚,该吃饭了。一如既往,杨恒生不紧不慢地四处找寻饭票,一会儿拉开抽屉看看,一会儿扯过这件那件衣服把上下口袋都翻翻。几分钟过后,找遍了所有该找的地方,终于在某条裤衩后屁股口袋里翻出一个小纸团,慢慢弄开,几张皱巴巴的饭票和菜票展现眼前。可是,我一看,只有一张面值五毛的菜票,其他都是饭票,两个人吃虽然够了,可他以后咋办呢,离发工资还有几天呐。于是,我便拉他到附近找家馆子吃肘棒。也该我请了,每次来师兄这里,都是他请饭,不好意思啊。肘棒,无论酱制还是红烧,都是他的至爱,每每谈到吃喝,他总是把它挂在嘴边的。大快朵颐之后,他便带我去那位吴姓美女家。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身体会家庭舞会,当时京城颇为风行,偶然还会听到某家黑灯舞会被警察抓现的报道或传闻。吴小姐家很是阔绰,是当时的高大上之处。不过奇怪的是,诺大个房子,除了她,没有别人。杨说,这恐怕是她父母为其结婚准备的房子。我是个较为传统的人,观念里都是男人承担结婚用房的义务,没曾想到亲眼看见女方备房,长见识了。

参加舞会的大约七八个人,小伙子多,大姑娘少,不成比例。吴小姐准备了丰盛的水果和饮品,热情招呼我们,尤其对我,一双明眸含情脉脉,一往情深的样子。开场两曲较为正规的交谊舞之后,我们基本上只跳贴面舞,也叫“两步舞”,四拍子的布鲁斯风格舞曲,慢慢悠悠,摇摇晃晃,两人纠缠在一起,时紧时松,耳鬓厮磨,心脉相通,彼此放电,化学反应。。。不知何时,灯光黯淡下来,忽暗忽明,愈发衬托出幽情暧昧迷离恍惚的氛围。

就这样粘粘糊糊恍恍惚惚直到天光,我带去的一个小伙伴姓雷,在如此情景和氛围中既不适且不安,跳也不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这个熟悉的大百科同事一下子让我觉得十分陌生。我无法倾情投入迷离暧昧之中,时不时得回头看顾一下他。。。难受,败兴啊!

除了情色,我跟杨驴聊得最多的是音乐。他跟我一样,爱好杂且广,但特别钟情俄罗斯音乐。不,岂止俄罗斯音乐,他还热爱俄罗斯几乎所有的文化方面:文学,艺术,舞蹈。。。他内心里的俄罗斯情结是显而易见的。潘驴去了一趟俄罗斯,回来后津津有味地讲述所见所闻,杨恒生津津有味地聆听,神态之专注,简直前所未有。多年后我数次造访他在上海的家,发现不少有关俄罗斯的书籍和唱碟。看来这个情结会陪伴他终身。

而我的音乐知识和赏乐能力,也因杨兄的慷慨指教和分享而受益匪浅,可谓突飞猛进。记得是来京后的第三年,他开始翻译《西方音乐史》,作者似乎是布朗或曼彻斯特?那时的音乐书籍十分匮乏,尤其高端一点的。我为此热切地期盼着。一天,他到我单位来,将厚厚一叠稿子给我,说是前面几章的译稿,大约五万字。他还说,我要填补音乐史书的空白。稿子的字迹相当工整,跟他不修边幅的形象完全不符,译文也十分流畅,令我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这说明他是非常认真地从事这一劳作的,也许他将之视为自己的使命。可遗憾的是,后来我就再也没看到他的其他译稿。大约十年后,早已离京的我在广州一家音乐书店买到了一本《西方音乐书》,当时还以为是师兄翻译的呐。唉!

杨恒生在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工作,既是编辑又是记者,工作须臾不离英语。有一次采访某个人物,叫啥科恩(Cohn),他邀请我陪同。那个人刚去过朝鲜,讲了不少他在朝鲜的感受和印象。他们用英语交谈,而我的英文不是一般的烂,基本上听不懂。也许是我们第一次同在这种场合,杨恒生对我的英语之差相当惊讶,多少露出一丝不屑的神情。而我,则对他如此娴熟流利的英语佩服得五体投地。时至今日,我依旧纳闷:这个看起来吊儿郎当啥事似乎都不上心的人,他的英语何以如此之好?究竟何时学的?怎样学的?印象中我在复旦时从未见过他用功读英语啊,只是看到过凌键、赵心树、刘晓红和祝建华同学刻苦晨读。赵心树一页一页背记硕大的英语词典,刘晓红在班刊上发表小说译文,已经令我感到高山仰止。而不怎么用功的杨恒生却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更令我倍感神奇。

那次采访过后,杨数次用凝重的语气告诫我要学好英文,不然就OUT啦。我将他的话时刻牢记在心。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头一看:7813英语最烂的人也恐怕是最不喜欢英语的人后来竟然做了二十年的宗教经典翻译,这叫我自己也感到有点匪夷所思。

杨恒生在京时有多少女友,我弄不清,仅记得一个大连美眉,长得俏丽甜美,笑起来尤其可爱。只见过两三次,但印象深刻。最后一次有点意思,当时他俩不知啥原因闹别扭,互不理睬,两人都跟我投诉对方的不是。于是,我邀请双方去老莫(北京展览馆的昵称,苏式建筑)撮一顿。气氛一开始有点尴尬,我使出浑身解数打圆场,敲边鼓,调和双方。直到快吃完了,两个人才露出一点笑容。最后,饭饱酒足,起身离去,杨恒生主动伸臂揽住女友的腰,两人有说有笑地走了。

看着那离去的背影,我当然为他俩高兴,可自己心头也隐隐作痛:这顿花好月圆大餐,破费俺十五大洋,足足一个月的伙食费啊!

戴慕竹:666位读者买了这本书

《阅读星辰的那个午后》历时一年有余,终于“生”下来了。因印数少——限量印刷666本(每一本的后面都有编号)——精装烫金,成本高,因此,书很珍贵,统一只卖不送了;且量少,亦不打算上架当当。购书的朋友可以忽略以下一大段文字,直接拉至末尾。谢谢。

早在《阅读星辰的那个午后》面世的半年前,已有不少朋友纷纷转账,提前预购。此番盛情,我自然铭感五衷。对于他们,诗歌并不是必需品,那纯粹是发自肺腑的支持与帮助。往大一点说,就是只认准“我”这个品牌,从我手中出来的作品,都是精品。只是让他们失望了,浮浮沉沉寒暑更迭,精品竟告阙如,倒是白发徒然长了几茎。
有时深思,现代人或许并不缺钱,而是缺时间。他们可以利落干脆地买一杯二十块的奶茶,却断然不会买二三十块的书。喝奶茶可以即时得到快乐,但读书只能带来乏味。读书是要耗时的,而且是一整块、连续而不被打扰的优质时间,没有这项保证,读书如同嚼蜡。那么,我做的这本书的内容,是否值得读者同时付出金钱和时间的代价?

继续阅读“戴慕竹:666位读者买了这本书”